11月13日下午，抖音发布《关于严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、送养儿童信息的公告(第三期)》公告：

　　2022年至今，抖音安全中心向各地警方提供的涉拐卖线索立案45起，配合警方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34人。

　　这个数据背后，有一个专门的抖音打拐团队。除却45起立案的案件，他们实际的报案量是157起。互联网打拐时代，如何远离“盲山”，在云端守护孩子?

　　2023年1月18日，刚过完小年。青海警方的车连夜开在路上，目的地是甘肃。

　　一个年轻妈妈将刚出生的男婴送养给甘肃的一对夫妇，收取了5.5万元的营养费，警方赶到时，钱已经花完了。警方最终将孩子安置在他父亲的所在地抚养。三天后就是除夕，孩子在父亲身边过了年。

　　一切从一张截图开始。抖音平台收到用户的举报信息，附着一张截图，上面是另外一个用户发来的私信——一个女人想送养自己刚产下的男婴，并要10万元的营养费。抖音安全中心经过反复研判，认定用户存在高危涉拐风险，随即向警方报案。

　　网络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犯罪的隐蔽化。伴随拐卖，诸如贩卖出生证明、鉴别胎儿性别、代孕等黑产也随之出现，这中间，还藏着为“非法获利”而送养亲生子女的犯罪行为。互联网时代给打拐出了更多难题，从一张截图到带回一个孩子，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简单。

　　寻找“不寻常”

　　一条关于领养的普法视频下面，某个评论下的回复有些“不寻常”。在有人询问如何在领养后给孩子办理户口时，那条评论回复称已经有人通过某途径成功办理了户口。

　　更多人加入普法队伍，这原本是好事。但孙平在研判后注意到话语背后的风险，在他看来，“其实就是引导有需求的人向他咨询。”

　　事情发生在今年6月。在抖音安全中心确认相关人员涉嫌非法出售出生证后，向警方报了案。两个月后，警方在湖南、浙江、江苏、四川等地，抓获嫌疑人王某等10人，采取强制措施8人，解救了2名儿童，其中王某等4人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被刑事拘留，谭某林等4人因涉嫌拐卖儿童罪、收买拐卖儿童罪被取保候审。

　　孙平是抖音安全中心拐卖专项负责人，曾有十五年的检察工作经验。但即便是他也无法否认，在一个存在着海量信息的平台上甄别出细微的风险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
　　“想在涉拐犯罪真正发生之前提前预警风险，我们当时其实是做了很多套的预警方案，主要是会采取人机结合的一个方式，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池，在里面对有风险的一些用户去做风险程度的拆分，就是分高中低和泛化疑似的风险预警。”拐卖治理专项的业务负责人金雪洁谈到。

　　在项目组的业务同事对平台上的涉拐信息进行识别挖掘，并进行初次研判形成线索后，接力棒就给到了孙平。他需要对线索进行二次研判，判断这些线索是否可能涉嫌犯罪，有没有线下打击的必要性。

　　“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，会再进行第三轮深度研判，就行为性质、法律依据和管辖地点进行研判，然后再把线索以举报的形式交由各地警方去调查和打击。”多轮研判是一个对信息不断筛选、细化和判断的过程，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

　　“有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希望通过正规途径领养一个孩子，这都是正常诉求的表达。”也正基于此，在初期对信息进行识别时，团队会将这些内容进行拆分。但这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：任何一种小声音，在一个几亿人使用的平台，绝对数量都是一个大数字。

　　“看是情绪指向的还是高度涉嫌犯罪的，从情绪指向上来看的话，这个账号可能就是吐槽开玩笑，或可能就是一个孕期的妇女，十月怀胎太累了，开玩笑这孩子我生出来送人算了……”

　　但只有“不放过任何一条可能风险”才能让人放心，哪怕那只是来自某个辅导孩子作业的母亲，深夜一条“这孩子我不想要了”的玩笑吐槽。

　　“追着打”

　　网络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犯罪过程的隐蔽化，平台上的涉拐犯罪行为也在发生变化，脱离了最开始单一的内容维度。“比如直接从评论或个人作品里面，直接能体现可以提供相关服务的信息，在被平台打击后，内容就会变得更加隐晦。”平台不得不‘追着打’，金雪洁介绍，“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的话，就不知道他的这个表达其实就是代表比如说跟拐卖或者代孕相关的，这都是通过我们在不断的打击的过程中慢慢的去补充完善的。”

　　窘境之下，越来越多的犯罪开始利用抖音导流到外部平台，这带来了另一重困境，“跟有意向买的人之间接触上之后，这些人会马上导流到站外，并没有在我们站内去沟通更进一步的信息，所以我们也无法第一时间在平台内就判断他存在相关行为。”

　　从前孙平的工作更具确定性，作为一个检察官，他的工作是“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能够起诉”。现在，作为平台治理人员，他面临着不确定。事实上，这是整个拐卖治理专项团队要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移交给警方的是一种可能性、猜测性的线索，是一种风险。“我们发现的线索只是一种雏形，是一种用户行为的异常，我们还不能够判断他们现实当中是否发生了交易。”没有“实锤”的举报线索，很有可能带来警方更高的执法成本。“要打击犯罪，该在哪个阶段下手，这里面确实也存在很多难处。”

　　线索举报给警方后，并不意味着一项工作的结束，往往这是一个更复杂工作的开端。“我们会继续配合警方进行线下调查，这是一个长期行为。譬如说我手上目前这段时间最长的(调查)都快一年了，已经有10个月了。”

　　对孙平来说，绝大部分报警的线索，都无法立案。典型的是，一些发言要送养的“妈妈”，实际还并未将孩子生下来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警方也只能批评教育。

　　面对困境和难处，为什么还花大精力去做?

　　“因为在无法保证风险会不会延伸到线下变成犯罪时，我们必须尽力消除它。这是平台的社会责任。因为涉及到人身安全，这是底线问题。”孙平说。

　　伴随拐卖，诸如贩卖出生证明、鉴别胎儿性别、代孕等黑产行为也随之出现。对孙平来说，这是必“打”的“靶”，“这些相当于是拐卖儿童下面的一些链条，有一些犯罪分子他们不仅负责拐卖孩子，还负责为孩子出具出生证明，属于一条龙服务，他们手中必然掌握着很多非法孩子的信息，这些孩子中，很可能有被拐卖的，我们就想多一个解救孩子的渠道。”

　　追着这些变化的同时，平台鼓励公众参与进来。“我们在前端有一个举报端口，如果大家发现一些涉拐或者跟寻亲有关的走失人口信息，可以向提示的邮箱中发送相关信息。包括在搜索栏出现关键词后也会有相关指引的温馨提示。”

　　“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线索，或者是看到一些用户可以给我们举报过来，这样的话我们会更聚焦更快速的实现打击。”孙平说。

　　打拐不能单打独斗

　　从事拐卖治理工作的时间越长，越能体会到这份工作的复杂性。孙平相信，对于涉拐案件，警方和互联网平台都是尽全力在进行打击。但他不得不承认，没有哪个平台能够靠一己之力解决这个问题，打拐不能单打独斗，“真正重要的是，建立一个政府、社会和公众都参与进来的打拐机制。”

　　现实中的拐卖案件，有一类是亲生父母以送养名义，收取一笔营养费，将孩子送给他人。孙平以往接触到的几个案件，通常是孩子原生家庭存在各种问题，比如未婚产子、父母离异、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好赌、涉毒等。

　　司法上对这类案件是否认定为拐卖，也存在不同观点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，而是迫于生活困难等原因，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，包括收取少量“营养费”“感谢费”的，属于民间送养行为，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，而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往往难以把握。

　　有一件案例让孙平印象深刻：一个孩子因为家里经济困难，被父母送养，最后被认定为拐卖。买家和父母都被判刑，孩子送到了福利院。“从法律上看，这个案子当然没什么问题。但仔细去想一想，我心里是不平静的。”

　　“平台为了防控拐卖事件的极端风险，自然是采取零容忍措施”，金雪洁表示，但这类案件打击之后，有时候孩子的救助又成了问题，这是互联网平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“需要民政系统、妇联、民间公益组织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。”

　　互联网犯罪治理的复杂性还体现在，线上与线下之间笼罩着重重信息迷雾。

　　去年8月10号，一个网友举报了一个抖音用户的头像——孩子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，但是有人用孩子照片作头像注册抖音，用户资料上面声称“给50万就放人”。

　　孙平关注到信息后，意识到孩子可能被拐卖或者被绑架，马上组织团队进行研判，很快核实到孩子确实在广西梧州地区失踪。联系到当地警方后，警方很快找到了该用户，这一切都在一天之内完成。据警方介绍，犯罪嫌疑人利用孩子失踪的消息，故意用这种方式试图诈骗孩子家属。

　　两天后，孩子在距离家一公里左右的山坡下被找到。“孩子三岁左右，玩耍时自己不小心滚下了山坡。因为地方隐蔽，家长一直没找到。”

　　孙平听到孩子被发现时精神状态很好，心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“警方给我发了一张孩子光屁股的照片，孩子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大，就一时间又开心又感慨。”

　　孙平清楚地知道，在网络空间上，越来越多的传统犯罪形式开始在互联网上伸出触手，拐卖也牵引出诸如诈骗等更多形式的犯罪行为，这些都成为他必须去突围的地方。

　　相比线下拐卖，线上拐卖治理面对的不是具体的人，而是网络账户、评论甚至一个不起眼的标点符号，需要在海量内容中抽丝剥茧般发现风险。而这只是第一步，平台协助警方破案后被拐儿童如何救助，拐卖犯罪的上下游犯罪摸排，如非法出售出生证明是如何突破医院管理系统，被拐儿童上户口等问题，都需要系统性的治理。